在判断时，法院应关注受影响的利益、行政活动与第三人遭受损害之间的因果性以及行政机关对第三人利益损害的可预见性。

作者简介：刘连泰，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仍需进一步明确的是，法定罚款额高究竟是指法定罚款额的上限高还是下限高。

我局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宗旨，并参照《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不得增加处罚种类或加重对申请人的处罚。[21]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可被撤销，也可被变更，似乎精确区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明显不当的意义不大。结语 行政处罚法中的择一重罚规则需要经由解释发展成为丰满、融贯的意义体系。择一重罚 执法管辖权 高额罚款权 。摘要:  择一重罚规则的适用面临执法管辖权与高额罚款权归属主体不一的难题。

[2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一事不再罚的目的是避免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过度评价，择一重罚的功能是避免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评价不足。然而，宪法学于此并非无可作为。

[15]正是基于此种企图心，张君劢能够在认识论层面和本体论层面不被自身的立场遮蔽双眼，全面把握彼此利弊，进而坚守己方立场的同时吸收对立立场的长处。人们或于知识考古的视角中在一个国家理论之中陷入泥淖，从而昧于整体。在其看来，党治是政权发动的方式，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妨碍的关系，而且党治在现代社会必须依赖法治才能得以贯彻。对于宪的意义，杨鸿烈抱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32]翁文灏：《论中国的法治》，载《中国法学杂志》1946年第1期，第2页。各种国家理论虽沿着时代演进顺次涌现，但因各自理论前提的差异而在整体上处于一种无序林立的状态，例如契约论观念和有机体观念均为特殊历史时期之偏好的造物。

中国废除帝制之后的国家秩序重建工作，不仅是立宪主义问题，更是民族危机问题和民生危机问题。通过梳理民国时代宪法学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概念、宪法概念和法治概念，这个命题可以得到证明。相反，受其历史主义思想渊源的限定，有机体观念则是有历史观念、无进步方向的观念构造，无法容纳政治进步的理想。其国家概念能够冠以哲学之名，理由寓于两端： 其一，张君劢的研究首先深入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以国家现象的研究方法为着眼点。

政党制度的设计、国会人数的设定、议会任期的设定，均出于社会学视野中有效形成民主意志之基础设施的探索。此外，张君劢的国家概念是融贯之眼光的产物，流露于如下壮语：凡此两派之言，若薰莸之不同器，黑白之不同色，而自高处大处言之，初非不可两利而俱存之。此种理论禀赋，取决于吴绂征在两个方面开创性的贡献： 一方面，吴绂征在综合各种宪法目的的基础上，提取了一个政治中立的宪法概念。王世杰首先考察的法治的极限状况为戒严状态。

而且，当时的执政党中流行着法律仅约束治理对象而不约束自身的心态。此前包含实质理念的宪法概念受特定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的影响，均各自明显有利于特定社会阶层，因而缺乏政治上的中立性。

首先，斗争中确立的和人民舆论所保障的在积极的意义上将人心向背设定为判断立国精神存在、内容的根本标准，引导人们关注立国精神的实际实现状况。因此，以革命作为宪法制定的标准，一方面要在原则上忠诚于革命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应该基于对于革命政治主张的一般内容和应对时需之内容的区分、民意风向的认知，在制宪时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一）燕树棠、杨兆龙：法治观念的捍卫 虽然法治在民国时代已经成为强势话语，但也不断遭受本土固有文化层面的和时代政治潮流上的冲击，因此为法治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奠基，使其更为牢固地在国人的观念中扎根，在当时依旧是极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在宪法规范力生成的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偶然性面前，穷尽性地建构宪法规范力之积极条件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普遍选举法和比例选举制的选定，这是民主自由观念的直接要求。由此观之，若是国家在经验层面出现弊端，可能是国家制度运行的问题，而非国家制度本身的问题。二者均不能为解决对方负担的问题提供余地。在基本权利问题上，张知本的制度设计体现了自由权优先、兼顾民生问题的思路。

（二）吴绂征：政治与宪法关系的抽象疏通 吴绂征在其《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19]则对政治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抽象疏通，其建构的宪法概念有助于宪法学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中保持尊严，客观中立地发挥作用。由此观之，有机体论之个人为国家之工具的观点，以及利乐主义之个人为国家之目的的观点，均为各有理据的局部真理，同时又是各有弊病的偏见。

此种国家概念建构方式将国家现象的经验层面和规范层面糅为一体：进化一方面意味着前后状态的观察，另一方面意味着对于后一种状态之优越性的肯认。民国时期代表性的宪法概念在此问题上的贡献表现为克服政治与宪法二元对立的观念，尝试在政治内容和宪法规范之间建立各种关联，使政治内容成为被宪法规范所表达的政治内容，而政治内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贯彻则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途径和方式。

最后，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张知本对于贯彻三民主义进行了细致的设计工作。此种区分具有不言而喻的参考意义。

翟国强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揭示了我国宪法规范力的障碍。[28]作为法治之对立性治理手段的人治，同样也得到了王世杰的清楚界定：凡不预立法律以为私人及政府行为之准则，或虽设有法律，而尚承认特殊个人或特殊机关之行为，得不受法律之约束者，为人治。（二）王世杰：法治概念的明晰化 在《何谓法治》一文中，[27]王世杰不仅阐明了法治的含义，也对如何测度法治的程度给出富有操作性的观察方式。拉塞尔之宪法为政治权力对比关系的观点则将宪法视为政治的附庸，宪法的规范性由此被彻底否定。

如此，吴绂征与盲目依附某一宪法目的做法保持了距离。若从社会契约论的国家概念出发，国家乃为满足国民福祉、国民相互同意或者国民与政府相互同意之产物，不仅国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国家权力的行使构成法律上的约束，国民亦得基于法律规定的途径参与国家机关的建构和国家意志的形成。

就此，张知本以人民基本权利为政治权利之根本目的的论据，为其扩展民权主义意涵的做法进行了论证。此外，彭学沛还指出法治在当时面临的实际阻碍。

[1]从中国宪法学已有的一些有益探索之中可以看出，以个性化的工作构建把握宪法规范力的个别层面/角度/面向/形态，并由此探明宪法规范力的特定消极妨碍，有助于宪法规范力的发挥。[15]张君劢：《未完之国家哲学初稿》，载《再生》1937年，第7期，第15页。

我国清末民初的宪法学在奉行上述何种国家概念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张翔，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对待国家制度应该采取何种态度问题上，刘迺诚不认为单纯经验层面或者理念层面的论据能够否定国家的价值，评判国家制度需要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在这一层问题上，民国宪法学接受的学术遗产并不理想。

将这一标准体系提升为宪法理论层面的要求并贯彻于宪法施行、宪法解释和宪法研究之中，有助于确保宪法持续地承载革命的政治权威。邹文海提出的国家、个人目的论层面的辩证关系，有能力作为协调中国面临的三大问题的国家伦理框架。

注释: *原文标题为《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建构——从基本范畴认识民国宪法学的学说史贡献》。从邹文海的论述还可以看出，其所持有的辩证的目的论式国家概念有能力贯通一系列与其有着密切关联的范畴，从而是一种健全的国家概念。

在其看来，法治之所以在中国被轻视，一方面是思想史层面儒释道当道的结果，而另一面在于对帝制的嗜好：法治以外的事情，如同仙佛可以求长生，忠贞可以固皇帝，道统正统可以杜绝篡逆，如是种种，皆投帝制的嗜好，亦皆违法治的精神。[18]张知本：《中华民国宪法起草意见》，载《东方杂志》1933年第21期，第10-22页。